文艺批评 | 王健：语言、寓言与修辞 ——论伊格尔顿文学批评中的政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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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伊格尔顿是个反“本质”论者，他把对“文学”的命名看做是各种现实关系相互纠葛所形成的某项事件。伊格尔顿从对语言的分析出发，将其与现实的话语相连，并引入本雅明的“寓言”概念，企图从中找出从语言通往现实秩序的入口，而修辞理论则是伊格尔顿语言关系现实化工作的深入。修辞强调对话性与公共性，这正是现代性建立以来逐步失去的东西，而批评的意义就在于重新唤醒修辞的力量，让个体与其生存的现实秩序变得更具互动性。

感谢作者王健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作者：王健

语言、寓言与修辞

——论伊格尔顿文学批评中的政治内涵

在伊格尔顿的理论中谈“文学”，总会遇到麻烦，因为伊格尔顿并非是个喜欢给“文学”下定义的人。早在80年代初，他就在《文学理论导论》中阐述过，文学不存在所谓的“本质”，它并不是一个以所谓审美为核心的自足体。时至2012年的新作《文学事件》，这个观点依旧未曾改变：

“大概三十年前，在我的《文学理论导论》一书里，讨论到关于文学的本性时我是一个旗帜鲜明的反本质论者。文学，我坚持认为，无论如何都没有一个本质存在”，

但伊格尔顿并没有断定“文学”因此就没有任何意义，如他所言

“现在我仍为这个观点辩护，只是我比以前更清楚了唯名论并非是本质主义的最佳替代品。它并不会遵循下列事实：文学没有本质即它的范畴就没有了任何合理性可言。”[1]

《文学事件》和《审美意识形态》

他否定“文学”的本质只是为了否定其所谓的意义的独立性，并认为“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原因并非在于其自身，而在于将之命名的社会现实。伊格尔顿侧重的是促使“文学”的概念与范畴得以形成的现实因素，认为它不是一个顾影自怜的那喀索斯，而是一个充满了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的竞技场。换言之，伊格尔顿谈“文学”，并非要用某项概念或范畴将其从现实中抽出来，而是要将其放到各项关系之中去，企图从中找出通向现实的道路。

一．语言与秩序

从“文学”文本中打开各种关系纠葛并对其进行探讨，延展开来包含的内容会有很多，它包括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关系、作家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以文本为连接点的作家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等等。类似说法乍看并无新鲜感，然而伊格尔顿的独到之处，却在于他并非沿袭传统的审美话语，把这些关系看成是能够撇开现实效用来谈的抽象的概念推理，而是将之放置于现实之中，把它当做是某种语境下在人际关系间发挥着实际效用的话语行为。“文学”概念和作品的生产都是与其具体语境息息相关的，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也是其现实关系的一个症候和扭结点。

特里·伊格尔顿

伊格尔顿的这个思路，我们完全可以在他的老师雷蒙•威廉斯的思考中找出类似之处，后者在《文化与社会》中分析了利维斯、阿诺德、艾略特等一批作家与理论家，通过对这些人的作品文本和生活时代进行分析，一步步还原出了这些人在其具体语境下所面临的时代困局，以及他们所构想出、并与他们特定的阶层身份相联系的应对方案。但与威廉斯这种直接的政治解读方式不同的是，伊格尔在切入话题的时候绕了一个弯——他是先从语言分析的层面出发去谈关系建构的，这或许也与他对拉康理论的思想亲和有关。伊格尔顿的出发点是拉康的“象征界”，依照这套理论，我们是生而被抛入语言之中的，并在语言之中习得了与他人打交道的方式。在“象征界”中，语言不仅对应了其所指称的事物，也对应着通过指称事物而建立起的一套认知秩序，这套秩序构成了我们看待世界的目光。伊格尔顿的批评包含着对蕴含在语言之中的这套秩序的认识，他要做的是找出词与物之间、词物关系和认知秩序之间的连接，并对这些连接如何得以发生、如何通过我们的言语行为而作用于现实的生活世界的等这一系列问题加以解释。可以说，伊格尔顿所要剖析的是蕴含在语言之中的现实秩序，后者已经内化在了我们的语言之中，它表现为作为能指的词语对意义的占有。对现实秩序的编排就通过对这些被指定意义的能指的组合，被镶嵌在了由词语所建构的话语秩序之中——能指被封闭于所指之内，所指被封闭于现实物质之内，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由象征构成的神话世界。象征的意义襟连着对现实世界的编排，它让交流成为可能，却也让其所蕴含的秩序变得不可见。而这个象征世界正是伊格尔顿所要面对的对手，他要指出词与物之间的联系并不必然，秩序并非天生如此，其意义并非来自于单子化的个体之内，而是来自于被整合而成的关系体系之中。

雷蒙·威廉斯

《文化与社会》

而文学作为语言的织物，内部自然也少不了这种对现实秩序的话语建构，如伊格尔顿所说，

“文学文本既与它对语言的使用相联系，也与它通过使用特定语言所产生的一般意识形态相联系”。[2]

在这里意识形态指的是个体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想象方式，文学会以怎样的方式运用语言，即伴随着它会以怎样的想象切入到对现实秩序的生产之中，文学中语言的生产也是权力的生产，因此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导论》的中译本前言中断定：“凡是有语言的地方也总有权力”[3]。也借助于对语言中所蕴含的权力的分析，伊格尔将“文学”拉回到了现实之内：

“文学不是传达观念的媒介，不是现实社会的反映，也不是某种超越性的真理的体现；它是一种物质现实，我们可以像检查一部机器一样分析它的活动。”[4]

当然，这并非要让二者间的关系如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那般机械，去苛求文学要如镜子般地反映现实。而是说，文学与现实秩序的构造直接相关，文学本身就是现实。文学的载体是语言，作者在使用语言的行为中即参与了对现实的塑造。政治问题被携带进了语言并内化到了个体对世界先验的认知秩序之中，某个人在运用一套语言的同时即与隐在于语言的认知秩序发生了连接。因此在伊格尔顿这里，对文本的政治批评不仅包括威廉斯所做的对利维斯、艾略特们显性观点的还原，还包括威廉斯未曾分析出却隐含在作者们文字中的隐性秩序的思考。相比于自己的老师威廉斯，伊格尔顿的胃口显然更大，他不是要分析某个理论家的政治观点，而是在一个更大的结构秩序中探讨这些理论家的思想所建构出的现实效力。

二．寓言：被打开的词与物

人无法脱离语言而存在，如海德格尔所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而语言又先在于人， 这种“先在”的不仅仅是语言，还有语言所蕴带着的“象征秩序”，人是生而位于这种秩序之中的。语言建构着秩序，也隐含着秩序的疏漏与裂痕。由此出发，伊格尔顿所要做的就是寻找语言的疏漏处，从这里打开通往现实秩序的入口。为此他在语言的“象征秩序”中引进了本雅明对巴罗克寓言的分析，企图借本雅明式寓言的力量打开能指中意义的板结。在寓言中，意义将不再专属，现实世界也据此从“象征”语言的藩篱中挣离，

“客体失落了内在的意义，在寓言忧郁的注视下放弃专横的物质能指，具有神秘性的字母或片段从单一意义的控制下转变为寓言的力量。”[5]

可以说，寓言是一种断裂的力量，它试图分开词与物之间的象征性连接，从而呈现出二者之间连接的更为丰富的多样性。

海德格尔和本雅明

如果进一步分析“打开”，在伊格尔顿的理论中，会显现出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层在于词与物之间；第二层在于词语秩序的系统内部之中——后者意味着在语言所构建的话语秩序内部发现疏漏，从而让这套话语内部意义的连贯性出现断裂。第一层打开的意义即在词与物之间发现断裂，这会让现实事物在语言的边界处得以显现，从而释放出它的独立性。由此说明，语言并非是要借助于所指呈现出的意义去占有事物，而是指向它、对它进行征用，继而语言之于事物多样性地操作意图与排列方法便浮现了出来，而且，

“事物的意义越是独立，寓言意欲重新结合它们的物质操作之笨拙就越是明显”[6]。

排列的过程显现了，也让事物（主要指让事物得以发生的人）对语言所蕴含的现实秩序进行参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第二层打开的意义则在于让能指脱离了话语内部的意义秩序而独立，

“在忧郁的穿透性凝视下从客体本身隐退的内在意义使它成为一个单纯的能指，一个从单一意义的掌握中挽救出来并无条件地臣服于预言家力量的神秘符号或碎片。如果它在某种意义上被保存了，它也就获得了解放，从而有了多重价值：本雅明所说的寓言深刻的辩证本质也就在于此。”[7]

挣脱了话语秩序的束缚后，能指便获得了表现功能，它解构掉了其所对应的所指的固定内涵，将其还原成了一片由各种意指聚集在一起的复合体。这为未知留出了一片区域，让语言符号的命名功能得以恢复。

也可以理解为，寓言是一种拒绝被象征化的力量，它拒绝语言对物的排除，这个意义上，语言拯救了事物的价值：

“对象的真实性被封闭起来，但不是通过把它归之于支配一般理念的理性风格来封闭，而是通过某种微小但特殊的概念来剥夺它的组成部分，然后在既拯救事物的价值与意义，又不中断与对象的牵连的模式中重新构造它们”。[8]

当然，寓言状态下的能指与现实事物并不拒绝被征用，它们只是借助寓言的神秘感拒绝被征用掉自己全部的可能性。相比象征那种稳固的意义形式，寓言无疑能够容纳更多的变化，变化也反过来赋予了能指的意义形式更多样的内涵，使其面向复杂的关系纠葛能够持续地保持开放的状态：

“‘永恒的变’既能将你带向不可改变的终结状态，也可以指永远地重新创造。”[9]

伊格尔顿借寓言打开了语言所塑造的“本质”化的体系，也借对语言表达力的恢复而恢复了语言内部诗性的力量。

伊格尔顿对寓言的这类阐释，与海德格尔后期文本中所提倡“既敞开又遮蔽”的诗化语言很接近，但与海德格尔等人将诗性化的语言奉为圭臬不同（海德格尔需要这类语言来说明“此在”的含混和多重面向），伊格尔顿并没有想把这个支撑系统给神秘化——它也没有什么值得神秘化的理由。伊格尔顿之所以要把寓言引入到自己对语言的分析之中，其用意并非要消解意义，而是企图让每一种意义因其话语的实效功能而回归到现实使用的语境之中去，从而其变得更加具体，从而让现实语境为语言表述划定界限。伊格尔顿所重视的是每一种变化背后的现实效力，因为它们都要在某种现实语境中产生出效力，才会拥有其合法性。可以说，伊格尔顿论述的落脚点并不在于语言本身，而在于话语使用的现实行为。在后来的文本中，他越来越多的将语言行为的现实效力摆在了自己研究的重点位置。

三．修辞：政治性的出场

在“象征秩序”的世界中，现实效力的显现与对他者关系的调整休戚相关，他者即秩序的中介。现实效力的发生也意味着对他人的说服，而说服正是对话的目的所在。这些事件发生在现实秩序之中，并通过对他者说服让某类现实秩序得以改变或者延续下去。每种变化都蕴含着某个语境中作为效果的说服，话语史也是语言的现实效果史。为了能将自己语言关系现实化的工作深入下去，伊格尔顿将目光投向了古典理论中的“修辞学”，将其看作是自己理论新的生长点。在他的眼中：

“修辞学从古代社会直到18世纪一直都是批评分析的公认形式，它考察种种话语是如何为了实现某些效果而被建构起来的。它并不在乎自己的研究对象是说话还是写作，是诗歌还是哲学，是小说还是历史：它的视野其实就是整个社会之中的那个话语实践领域，而它的特殊兴趣则在于将这些实践作为种种形式的权力和行事（performance）而加以把握。这并非意味着它就忽视了这些话语的真理价值，因为这些话语的真理价值可能经常是与这些话语在其种种读者和听众身上所产生的那些效果密切相关的。”[10]

伊格尔顿将修辞理论溯源到了古希腊，目的在于超越现代以来各种“本质”论所建构的门类区隔，将其恢复到更宏大却也更具体的现实人际关系的对话工作之中去。

修辞十分看重对话的意义，它会根据现实观众的不同而变换着不同的言说方式，具有着强烈的现场感。而且，它需要博得观众的赞同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在古典时期，修辞是一种连接着公共事件和社会关系的语言。如果说它具有述行特点的话，那么它同样也有对话性的特点，如同演讲的形式一般，持续地在听众的耳朵里发酵着其意义。”[11]

在这种对话形式中，“变化”的意义将会十分具体，它不再如流云一般，朝着无目的的方向偶然地变幻着意义，而是真真切切地发生在社会生活中，襟连着某个具体语境下对他人的说服与对生活秩序的改变。在修辞之中的他人是一种无法被话语容纳的“他者”，他们可以欢呼、也可以喝倒彩、甚至也能够将说话人赶下台来。在与这种他者的对话中，修辞需要持续的保持着说服的创造性：

“修辞学要发现种种最有效的申辩、说服和论争的方式，而修辞家们研究他人语言中的这些手段则是为了在自己的语言中更为有效地运用它们。我们如今会说，它既是一项批评活动也是一项创造活动：修辞学一词同时涵盖着有效的话语实践与研究它的科学。”[12]

创造性源自于修辞对话性的特点，在这里能指的意义并非是固定的，它需要持续地面向他者而敞开着。

比语言的创造性更进一步的是，通过对蕴含在语言中现实秩序的参与，修辞与政治结合在了一起。这也是古希腊的修辞意义之一种，通过对他人的说服来落实自己的主张、来完成对现实的生活秩序进行参与的意图。伊格尔顿认为，在古希腊的时代中，修辞是一种通过语言的说服效力对现实秩序进行参与的行为，只是越接近现代，这种秩序的可参与的空间逐渐变得狭小，修辞的对话性因此变得稀薄。在伊格尔顿的论述中，充满了对这个过程挽歌式的哀叹：

“在这里，修辞的故事并不励志。在古典城邦时期有了充满希望的开始之后，它就在中世纪的教士手中被板结，在科学理性主义者的手中被压制，并在专业化的诗学中被放逐。”[13]

伊格尔顿并无意于要将这段修辞的历史做一番描述，他所想要凸显的是，以确定性为主的现代理性秩序建立以后，蕴含在修辞之中的对话性便随之式微了。语言所建构的本体论正是这种趋势的缩影，现实效果正逐渐变得单一化。 “科学结果”为准绳的抽象地单一性，再无需重视他者的反应了，它取代了具体语境下观众反应地混乱与复杂。与古希腊时期“修辞”的衰落伴随的是以权威塑造秩序的过程，它崇尚的是遵守而非对话，从而形成了一套需要言听计从的标准与规矩。在这套秩序的构建中，对知识的学习取代了对秩序的探索，于是语言便形成了以“本质”为核心的各类话语。语言失却了互动性的维度，也就失却了其公共性的一面。

语言的公共性被剥夺，特殊性被封闭在了其“本质”之中，文学（尤其是诗歌）亦是如此，

“经典修辞那‘特殊的’而社会的话语，原本为着具体的政治目标可以强化普通的言辞效果，如今变成了秘不可宣的、在本体论上独一无二的诗歌语言，这种语言的直觉是与所有此类政治相违抗的。”[14]

修辞被看做是服务于文学“本质”的一种手段，“审美”成了其目的（无论是经过神学、科学还是文学的塑造），而变得与人际关系中的对话行为无关。这转变是社会性的，语言塑造了一个现实，也是一种社会秩序的再生产，语言的“本质”所对应的也是一种社会身份，在“本质”中语言意义的板结也意味着个体在这身份中与社会秩序失去了互动的能力。社会秩序也因此变得逐渐单一化，个体成了社会化生产进程中的一个相对固定的环节。在这样的现代社会秩序里， 文学因其“本质”而逐渐成了意识形态之一种，它原本是现实个体对世界的想象方式，但带有互动性的“修辞”被放逐之后，这想象方式正在变得固定与专断，

“这种私人化的精英生产模式摒弃了古代修辞的‘对话性’，坚决崇尚独白性。”[15]

但作为“本质”的文学本就是社会话语之一种，它只是这套话语塑造人际关系的某种方式而已。话语效力表现在现实关系中，带来的则是对这种理论叙事所蕴含的现实秩序的认同。如此的话，文学理论也成了话大的社会秩序中的一环了，它可以不涉及到政治的任何词汇，但却成了政治的构成部分。因此伊格尔顿断定：

“问题仅仅在于，这些文学理论家并不认为文学理论与这些事情有关。而在我看来，正如我已经评论过的，文学理论与这个政治制度有着最特定的关系：文学理论有意或无意地帮助维持和加强了它的种种假定。”[16]

由此，伊格尔顿论述的视角便从当下的“文学理论”转向了构成当代“文学理论”话语的现实秩序。在他看来，这个话语的形成与现代性以来围绕“资本”所建构的社会秩序密切相关，“文学”被资本的标准所攫取，商业逻辑成了终极的信条，而“文学理论”或多或少维持着这一秩序。资本秩序同样是一种修辞话语的胜利，只是这种话语会让秩序变成了高高在上的真理而非可参与可改变的现实规则，对于那些没有参与能力的人，这种秩序就会因互动性的缺失而变成了一种剥削：

“修辞诞生于远古，本来就是一种实用性极强的话语——教人如何诉讼，如何进行政治游说——随后成为一种与政治剥削关系密不可分的话语理论。”[17]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伊格尔顿所想要的就是打开“文学”中所隐藏的这套话语秩序，将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对意识形态批判的部分重新嫁接进来。他迫切希望这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学”死亡（这和马克思所期待的哲学的终结类似），这与他反本质化的意图是合在一起的。在80年代的作品《文学理论》中，伊格尔顿曾表达过期待借“文学”的终结来让现实的睡狮猛醒的意思，这个观点也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一再地被阐述。文学本身就是社会现实的，伊格尔顿要恢复的正是文学的现实感，将蕴含于其中与他者的对话性呈现出来，他想要通过打开“文学”话语来打开参与现实秩序的入口，让那种古希腊式、并自己带有理想色彩的“修辞”得以重现，也让现实秩序变得可参与且富有弹性。而他理论之中批评的意义，正是依据这个目标而来。

四．批评：面向未来的意义

伊格尔顿对修辞的引入扩大了“文学”的理解范围，也让对“文学”的理解成了对现实秩序理解的一部分，于是对“文学”的批评也就相应带出了对政治的批评，

“换句话说，批评现在是另一种方式的政治，实际上包括了群众文化、文学性、普及教育、权力组合和主体性形式等问题，甚至在更窄的意义上还包括艺术文本。”[18]

回到一开始的论点之中，对于伊格尔顿，“文学”其实是一种现实事件，它是各种关系（包括话语系统内部、词与物之间等）的某种扭结点，既表现在语言之中，又表现在语言所指向的外在社会秩序里。伊格尔顿所交付给批评的任务，就是还原出这多重的关系中复杂的面向。对“文学”话语的批评构成了伊格尔顿理论的出发点，结合着上文对语言、语言和修辞的论述，由表及里，可分三个层面来表述其意义：

 首先，是要从语言中刺破“文学”的“本质”，让在“文学”话语中被隐匿的现实秩序现形。如上文所说，这是一种打破“文学”意识形态的尝试，伊格尔顿试图从这套话语的建构中探寻被隐匿的矛盾，从而还原“文学”概念的生产过程：

“批评的工作并非是要填充不完整，而是要去找出理念之中相互意义的冲突，并通过其内容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来展现这冲突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19]

这是他在其早期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中提出的观点，也是他一以贯之所要达成的目标——要把将“文学”的专门史放到更宏大的社会史当中去。在这一点上，伊格尔顿与马克思、威廉斯等人可谓是一脉相连。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

 由第一点出发，将语境纳入对“文学”的批评之中，也就构成了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的第二层意义。这可以理解为一种“理解之同情”的努力，也是伊格尔顿想要让语言回到“粗糙的地面”的尝试。他要追寻的是使不同意义得以产生的不同语境，从而将意义从单一的标准中抽离出来，也让评判的标准变得多样，

“问题必须是政治的而不仅仅是“道德的”辩论（argument）：这也就是说，它必须是真正的道德论辩，一个看到或留心于个人的种种性质和价值与我们整个的物质存在状况之间的种种关系的辩论。”[20]

格尔顿想要恢复对话性，这是种有“他者”（包括他人与物）加入的对性话，这些难以消化的“他者”构成了伊格尔顿的“历史唯物主义”。无论是寓言还是修辞，伊格尔顿所想要的都是为未知留出一片区域，从而为与“他者”的对话留出空间，以便能够调整语言与之沟通，调整秩序将其容纳。修辞中固然有欺骗的成分，因为意识形态本就是一种想象性的关系，且在与各式各样的“他者”沟通中难以避免地会带有欺骗性的色彩，“代替语言修辞欺骗的依然是语言修辞欺骗——这就是我们的所得”，但籍于对话性的恢复，现实秩序却始终能够是可参与的，现实个体对此总会保持着调整与参与的能力。不同的想象能力也始终在这个可参与的秩序中保持着开放的状态。而且，“历史唯物主义”同样也是修辞之一种，伊格尔顿大方的将这个理论的漏洞展示给了读者：

“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修辞’，因为从根本上说，离开了那些劝说性的利益——它们通过喻说和比喻，以某种可辩驳（可篡改）的方式影射这个世界——那时无法想象的。归根结底，一个人坚持这种观点是没有什么‘理性’依据的：在理论上说，说服一个人相信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并毫无顾忌地实践之，是完全有可能的”。[21]

因为在伊格尔顿看来，这“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个固定答案，而是一种行动伦理，它在不同的语境中保持着对行动的开放状态，并时时反思着自身，不吝于面对任何新的“他者”而发生改变。

最后，批评的意义也在于对未来维度的打开，让未来也变成一个寓言。修辞的恢复，也是对未来性维度的修复。它把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从各种话语“必然性”的承诺中抽离出来，恢复了其混沌的一面，混沌意味着可塑性，意味着每一个个体都有在混沌的现实中参与构建未来的权力，这让未来不可知，却也因此变得更富弹性。如果现实的意义可以被解析成为一系列意指合力的话，那么未来的维度将会因不同语境中意指所衍生的意义的加入，而将变得更加含混与多元。语言的寓言化和现实的修辞关系都是能够让未来的维度能够更好的出场，将其给问题化。对于伊格尔顿而言，这个问题并不能用批评来解决，但批评却能在问题之中磨砺出更多的可能性。批评在于分析，也在于唤醒与检验。在这种批评之中，“文学”的问题归根结蒂其实是一种“如何更好生活”的问题，它本就是一种政治，批评也因此从“文学”走向了政治。

 （本文原刊于《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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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agleton Terry. The Event of Litera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 and London,2012:19.另《文学理论》一书国内通行译本译作《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版）。

[2] Terry Eagleton. Criticism and Ideology: A study in Marxism literary Theory[M].London:Verso,1976:54.

[3] [英]伊格尔顿. 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王逢振.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03

[4] [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

[5] [英]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M].王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32.

[6] [英]伊格尔顿.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M].郭国良.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26

[7] [英]伊格尔顿.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M]. 郭国良.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26.

[8] [英]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M].王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32.

[9] [英]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M].马海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00

[10] [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 伍晓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07.

[11] Eagleton Terry. How to Read a Poem[M].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7:11.

[12] [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 伍晓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08.

[13] Eagleton Terry. How to Read a Poem.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7:14.

[14] [英]伊格尔顿.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M]. 郭国良.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41.

[15] [英]伊格尔顿.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M]. 郭国良.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38.

[16] [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 伍晓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97.

[17] [英]伊格尔顿.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M]. 郭国良.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34.

[18] [英]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M].马海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14.

[19] Eagleton Terry. 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76:35.

[20] [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 伍晓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10.

[21] [英]伊格尔顿.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M]. 郭国良.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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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虫仔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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